中国因应特朗普关税措施的主要策略之一，在于提升出口产品的价值链。短期内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还不致对欧、美、日等已开发国家构成威胁，最具杀伤力的领域在于中级科技产品，例如汽车与零组件，电机设备，及营建机具等出口额迅速增加，最受冲击的可能是日、韩、台等邻近国家。
金融海啸之后的10年间，中国出口业展现超的韧性。中国于2009年超越德国，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，之后平均每年出口成长5%，而全球每年总出口额仅成长2%。同期间中国制造品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也由12%提高到18%，而已开发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则加速减少。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报告指出，2002-12年间进口中国产品增加，导致美国制造业损失200-240万个就业机会。
据金融时报观察，中国规模最大的重型机具制造厂三一重工集团，在上海市郊的工厂里丝毫未显示出美─中贸易战升高的氛围。厂内500名工人及200台机器人正在焊接及锁紧钢制零件，每天最多能生产50台各型怪手，每台重达20公吨，40%的产量供外销，去年出口额达12亿美元，主要是销往亚洲及拉美新兴市场。三一重工的业务并未因关税措施而减缓，今年的目标是出口额增加30%。
报道引述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斌，“中国企业正逐渐放弃低档产品，转向中阶产品，而美国关税措施的净效应将是加速此一升级势头。中国企业可能被迫提升产品线，以抵消关税带来的负效应”。
特朗普政府聚焦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展，诸如人工智慧与机器人，使关税措施合理化。
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指出，过去十年来全球中级科技产品出口市场中，中国产品的占有率已经提高到32%；在2000年代末期超越美国，2010年代超越欧洲。
中级科技产业的成长主要靠私营企业。10年前中国推土机在全球的市占率仅2%，现在已提高到近10%，而三一重工目前正在接收日本小松制作所在全球的市场。三一外销部门主管表示，三一机具的品质及效能已赶上日本，服务更佳，因此在东南亚市场很有竞争力。目前价格还比韩国高，因此三一不仅仅从事价格竞争。
这反映出中国出口的另一项趋势，就是扩大对非工业国家的出口。过去10年来中国出口产品在非已开发国家的市占率从43%提高到48%。
价值链明显升级
再者，中国产品的价值链也明显升级，从消费品提高到资本财及零组件。10年来全球变压器及零组件出口额出口中，中国占20%，比10年前倍增。
中国企业朝向生产更精密的资本财产品转型，已经转变了中国与已开发国家间的贸易型态。10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之中，电讯、运输设备及汽车零组件的比重增加，纺织品及鞋类的比重下降。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从2007-2016年，中国资本财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从5%提高到20%。
中国消费品出口的价值链也有提升。例如美的集团、TCL及海信集团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在海外的市占率也大幅提高，2016年总出口额达150亿美元。
经济学者认为，价值链提升，是竞争升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哈佛大学经济学者罗德瑞克指出，“当经济体能够生产发电机或电动车时，这些产业劳工的生产力将处于自动上升轨道。关键在于使这些产业能够站稳脚根，使国内的就业能够向这些产业扩张”。
10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提过逾2倍，已超过巴西及墨西哥，迫使企业必须提升生产力。中国企业较不偏重基础性的创新，而偏向渐进式的创新。多伦多大学创新研究员布仑尼兹表示，中国企业擅长于制造“新款式，通常较简单、较便宜且更有效率的科技及产品”。
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出现的投资热潮，使工业产品生产厂商能大举扩张国内生产，强化规模经济。制造业者并透过购并外国科技，以自我提升。例如三一重工2012年以3.6亿欧元购并德国混凝土帮渊制造商普茨迈斯特公司，美的集团同年以45亿欧元购并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等。
技术转移
先进国家企业也对中国厂商提供技术移转，中国企业甚至还窃取科技。约20%的美资企业表示，中国要求他们将科技转移给合资的中国企业，而一些中国首要的出口业者已面临违反专利权的官司。
在中国出口产品日趋精密的过程中，跨国企业也扮演要角。去年中国43%的出口品是由外资企业所制造，而笔记型电脑及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外企的比重更高。在中国前20大出口企业中，13家是外资所有。
中国出口产品能够升级，很大部分是靠跨国企业深化在中国的供应链。例如奇异电器、巴斯福化工及汉伟联合等跨国企业10年来都在中国设立较精密的工厂。
这些公司通常都被中国国内市场所吸引，10年来中国是化工及重型设备销售额成长最快的市场。但这些工厂经常转变成出口基地。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主管沃特齐尔指出，“任何大型美国集团都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地盘；既然在中国拥有设备，干嘛不出口产品？”
以往中国出口制造业高度依赖已开发国家的零组件，而中国是产品的最终装配点，亦即所谓的“加工型”贸易。
但这种贸易型态占出口的比重10年前约为46%，现在已降到35%。中国出口产品的自制率由10年前的60%，提高到目前的80%。平板电视所用的面板10年主要靠进口，现在则是“中国制造”。
苹果供应商倍增
以苹果公司为例，10年来在中国的供应商家数已经倍增，2017年达到19家，2012年时只有7家。再加上香港的供应商，总数达28家。
随着中国生产更多先进产品，经常需要进口零组件及资本财，因此10年来中国从德国进口的金额已经倍增。但这项效益可能会减退。北京龙洲经济顾问公司指出，如果中国进口密集的新产业快速扩张，在前面几年进口率可能持续偏高，然而一旦中国企业掌控零组件的科技后，进口会大幅下降”。
在中国出口品转向中级科技产品的趋势下，受威胁最大的可能是东亚邻国。金融海啸后的10年间，中国与日本、韩国及台湾的三角贸易额激增，而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零组件的顺差额相当庞大。
产品升级 东亚自危
但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对台、日、韩的逆差开始缩小，因为中国展开“进口替代”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黄育川指出，“这是东亚区面临的大问题。韩国受到的威胁最大”。
即使是对中国逆差较小的德国，也感受压力。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包括机械、家电及金工产品。
让西方国家较宽心的，则是目前中国目前在高科技制造领域仍然落后，半导体、柴油引擎及轿车的出口非常少；就算中国出口品与西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发生竞争，但主要是在价格，而品质仍然较次。
许斌教授指出，“中国企业正挤入中阶产品，但仍依赖价格优势，较受开发中国家欢迎。在品质上与德国及日本的低端产品相近”。
